觉得曾经认识的人，都象上了新了轨道。而自己，仍然像个在读书的学生。时间好象在周围停滞了。有点让人反应不过来。

单车的轮子飞速地旋转，世界是模糊的。

反思教育产业化的反思

──有效利用教育资源的理论与政策

陆铭  蒋仕卿

摘要  稀缺的教育资源应得到有效利用，而教育财政的分权、学校间的竞争和合理的价格机制能够提高基础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和组织效率。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教育券、奖学金和财政转移等机制向低收入人群和地区提供补贴，不仅有利于公平，也有利于效率。但过度地、不科学地追求公平，却可能损害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甚至与追求公平的初衷相违背。本文对如何有效利用教育资源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对中国基础教育产业化的反思进行了反思。

在《解放日报》2006年5月12日一期上有一篇林教授的专访。其中谈到经济学和数学模型，与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大家有兴趣不妨将这个专访找来看看，相信一定对做研究有启发。

“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必须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有深刻的了解。因为经济现象总是发生在活生生的现实中，由于发展阶段、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不同，在西方必须保留在理论模型中的变量，在中国不见得重要；在西方可以舍掉的变量，在中国不见得就不重要。一个变量到底重要不重要，不能从数学模型的推导中得到，只能从个人对社会的了解中得来。如果人文素养不足，就很难掌握住这个时代给予我们的机遇。”

十字路口的中国

──基于经济学文献的分析

用科学的方法思考中国的现实与未来是社会科学家共同的使命，而理解政治和社会结构是现代经济学和中国现实之间的桥梁。

王永钦  张晏  章元  陈钊  陆铭*

摘  要  本文基于现有的经济学文献分析了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迄今为止，中国的经济改革基本上延续了改革之前的城乡分割、经济分权和关系型社会几个特征，这些政治和社会的结构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对积累资本、促进激励和履行合约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改革的代价，并集中表现为收入差距的扩大。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不利于经济增长、削减贫困和提高社会流动性，这使得当代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和谐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当改革的代价日益积累至其临界点时，中国需要通过渐进式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调整来应对自己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如果这些调整能够维持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和谐发展，那么中国将可能形成一种独特而成功的“大国发展模式”。

关键词  城乡分割  经济分权  关系型社会  经济增长  社会和谐

                             JEL分类号  P21，P26，O10

最近铜陵市的教育均等化的经验引起了人的关注，新闻里说教育部要推广铜陵的经验。这件事非常值得讨论。它可能直接有两个后果。一是，在拉平所有学校的质量的同时，好学校必然是变得更差了，于是，这不利于教育质量的整体提高，因为，教育质量与peer effects关系非常大。二是，在缺少好学校的情况下，可能对吸引人才和投资不利，这对经济增长也有负面影响。因此，虽然在边际上均等化是可以的，但如果过度地均等化，则可能得不偿失。

对于以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主页上我几篇有关教育的文章。

http://luming.essrc.org/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37

http://luming.essrc.org/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94

有没有读者有办法收集到安徽省各城市历年高考的平均成绩，或者高考录取比例之类的数据？如果有，请告诉我。先谢了。

子虚乌有的“中国威胁论”

作者：陆铭

主要分析工具：比较优势原理、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中国在沉寂了一个多世纪后，她的崛起震惊了世界。当这样一个曾经贫穷落后的国家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最大的国际投资目的地，和进出口总额最多的国家之一的时候，一轮又一轮的“中国威胁论”却困扰了人们。中国的繁荣富强给世界带来的是什么？难道是威胁？

1978年，当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她是在完全贫穷落后的状态之下打开国门的。中国的经验恰恰说明，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来自于全球范围的竞争，迎来的不会是灾难。相反，世界上几乎所有惧怕开放，以为可以通过闭关锁国来发展自己的国家，无一例外地以失败收场。

开放和国际贸易给世界各国带来的积极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国际贸易使得世界各国可以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生产自己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而国际贸易的结果是使得全世界的总产出得以增进。第二，一个国家之所以进行国际贸易，总是因为同类商品可以从国际上进口到更便宜的，并且可以把本国更便宜的商品输出到其他国家去，因此，国际贸易可以有利于各国控制物价的上涨，给普通的国民带来实惠。在美国，如果一个人拒绝购买中国制造的商品，他的生活费用将成倍的上涨。从宏观上来说，恰恰是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开展贸易，使得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在多年来一直处于低位。第三，当一个国家面临国际竞争的时候，它实际上获得了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以用这把剑削减它没有国际竞争力的生产部门。当然，这在短期内可能带来一定量的失业，但是，另一方面，这也恰恰是一个国家不断提升其劳动生产率的机会，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是一国经济增长的永久动力。美国恰恰是因为不断地在放弃它的传统产业，才可能在当今世界占领高科技产业的先机。第四，只有通过国际贸易使自己的贸易伙伴变得更为富有，才能使自己的产品也获得更多的需求，扩大自己的产出与就业。中国通过国际贸易发展了自己，同时，她也进口了来自于世界各国的商品，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世界各国去旅游，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国外去接受教育，这对世界各国意味着更多的机遇。

不能不钦佩中国领导人在坚持开放中表现的决心，这对曾经的弱国来说尤为不易。与中国相比，很多在宣扬“中国威胁论”的国家比中国拥有更强的综合国力，以及在世界贸易中更多的份额。当中国以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的时候，她表现出的是坚强的决心和气魄。对那些比中国更为落后的国家来说，中国的经验意味着胆识和自信，而对那些比中国更为强大的国家来说，中国的经验则是谦逊和务实。一个国家对于世界的影响与其经济的实力正相关，如果经济实力的增长就会给其他国家带来威胁，那么，威胁世界的绝对不会是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大国，富裕起来的中国给世界各国送去的将不是威胁，而是机遇。

为什么控制收入差距？——现代的观点

作者：陆铭

主要分析工具：收入差距、收入差距的影响

中国的经济改革带来了收入差距的扩大，而收入差距的问题实际上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为什么要关注收入差距呢？许多人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是就公平而谈公平，但是对于什么是公平、什么是公正，不同的人给出的答案却是不一样的，而且大家用的语言和概念都不一样，引起了很多争论。这样就在政策上很难使整个社会达到一致的同意。那么，有没有可能为控制收入差距的政策寻找到可以比较容易获得一致同意的理论基础呢？

从经济学角度来讲，收入分配不均可能产生三个后果，如果这三个后果是的确存在的，就使得缩小收入差距这样的政策比较容易获得社会一致的同意。第一个后果是，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带来贫困的增加，贫困的增加就意味着社会上有更多的人不能满足最低的生活需要。第二个问题是社会流动性低，如果一个社会的收入差距很大，同时，社会上有很多的人（特别是穷人）没有获得更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的机会和希望，那对这个社会来讲是非常危险的。第三方面的问题就是收入差距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这些是大家比较公认的应该采取控制收入差距的政策的原因。我们不妨来看一下中国在上述三个方面的情况如何。

首先来看农村贫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降低农村贫困人口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绩，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1978年的农村贫困人口为2.5亿，而到了21世纪初，则只剩下3000万左右。但是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下降的趋势并不十分稳定，2003年还出现了贫困人口反弹的局面。研究发现，农村贫困率的下降主要是经济的快速增长导致的。如果中国片面地追求增长，而不关注收入差距，特别是不采取措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就可能影响到农村贫困的治理。

与农村贫困问题所不同的是，在1980年代，城市贫困问题并没有引起政府的太多注意，因为那时只有很少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进入1990年代，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深化造成了城市贫困。同时，处在城市边缘的流动人口的贫困率更高，他们得不到城市政府的关注，包括社会保障和救助，还有同等的医疗和教育，基本的生存更难保障。

其次，我们再来看社会（收入）流动性。研究发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流动性比美国、西德和比利时等国都高，这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中国与美国一样并没有因为收入差距而出现严重的社会危机。但是，也有研究发现，中国的收入流动性正在呈现下降趋势。在市场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如果收入差距持续扩大，高收入者利用自己的收入投资于权力，再借助于权力获取更高的收入，那么，收入的流动性就可能进一步下降。这提醒我们，目前中国的高收入流动性也许并不值得我们乐观。

最后，我们来看经济增长受到的影响。自1990年代以来，有大量的经济学文献研究了收入差距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学家们怀疑，在南美洲观察到的高收入差距和低经济增长，以及在东亚观察到的低收入差距和高经济增长都显示出了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经济学家们认为，收入差距扩大可能通过四个机制来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第一，由于存在信贷市场的不完善性，收入差距的扩大将使得更多的穷人在市场上借不到钱，降低其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第二，在民主社会中，更大的收入差距会使得更多的人支持增加税收来促进再分配，而更高的税收则对投资和经济增长不利。第三，收入差距的升高会引起社会和政治的动荡，恶化社会投资环境，并且使更多的资源用于保护产权，从而降低具有生产性的物质资本积累。第四，由于低收入家庭的生育率更高而人力资本投资更少，当收入差距扩大时，会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比例，从而降低全社会的受教育程度和经济增长。在实证研究中，大多数的研究（包括我们对于中国的研究）都发现，收入差距对于经济增长有负面的影响。

经济学家们还在不断地研究收入差距的其他影响，研究发现，收入差距扩大还不利于提高健康水平、不利于形成增进信任的社会资本。现代市场经济不可能是没有收入差距的，但如果持续扩大的收入差距不利于社会和谐和经济发展，那么，控制收入差距就应该被政府作为施政的目标。

“神奇的哥”的生意经与道德

作者：陆铭

主要分析工具：“看不见的手”、市场经济与道德

中国也许真的从“超女”开始进入了平民英雄的时代。2006年的3月间，一位上海大众出租车公司开了17年出租车的司机臧勤，在别人一个月挣二、三千的情况下，自己能够月进8000。他因为偶遇一位微软高管边开车边讲自己的生意经，并因此而走进了微软的课堂，成了万众瞩目的“草根偶像”。

说来也容易懂，臧勤有两大法宝。第一是成本核算。他每天要交给公司380元，油费大概210元左右。一天17小时，平均每小时22元交给公司，加每小时12.5元油费，每小时的运营成本就是34.5 元。这个成本参照可非常有用，你看他怎么说：“有一次一个人打车去火车站，问怎么走。他说这么这么走。我说慢，上高架，再这么这么走。他说，这就绕远了。我说，没关系，你经常走你有经验，你那么走50块，你按我的走法，等里程表50块了，我就翻表。你只给50快就好了，多的算我的。按你说的那么走要50分钟，我带你这么走只要25分钟。最后，按我的路走，多走了4公里，快了25分钟，我只收了50块。乘客很高兴，省了10元钱左右。这4公里对我来说就是1块多钱的油钱。我相当于用1元多钱买了25分钟。我刚才说了，我一小时的成本34.5块，我多合算啊！”

臧勤的第二个法宝是所谓的“挑客”。“给你举个例子，医院门口，一个拿着药的，一个拿着脸盆的，你带哪一个？……你要带那个拿脸盆的。一般人病小痛的到医院看一看，拿点药，不一定会去很远的医院。拿着脸盆打车的，那是出院的。住院哪有不死人的？……从医院出来的人通常会有一种重获新生的感觉，重新认识生命的意义，健康才最重要。那天这个说：走，去青浦。眼睛都不眨一下。”

臧勤的两大法宝一亮相，给他带来了很多麻烦。人们没有过多地注意他一第一个法宝，也许是因为这很好懂，也没有注意到他还非常注意媒体上有关展会等信息，及时了解需求动向，可能也是因为这并不难。而臧勤“挑客”的生意经却引起了很多质疑，一项网上调查显示，57.7%的被访者认为此举是“惟利是图，有违职业道德”。那么，臧勤真的不道德吗？他的“挑客”如果被人效仿，真的会“造成上海打车难”吗？

市场经济上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配置资源，这只手就是价格。由于经济物品都是稀缺的，买者的出价就反映了他对物品价值的评价，于是，报价高的人得到物品的供给就是市场将资源配置给了对其评价最高的人，社会资源的最有效利用就得到了保障。通常来说，短途的乘客有其他的替代选择，比如公交和地铁，而且与出租车价格相差较小，而长途乘客在出租车和其他替代选择之间的价差就比较高，因此，如果出租车资源优先配置给长途乘客就是更为有效的配置。出租车市场是一个没有办法通过报价来了解需求者的主观评价的市场，因此，司机就必须依赖其他信息。这时，医院门口拿着脸盆就成了有用的信息。同样道理，“在人民广场，三个人在前面招手。一个年轻女子，拿着小包，刚买完东西。还有一对青年男女，一看就是逛街的。第三个是个里面穿绒衬衫的，外面羽绒服的男子，拿着笔记本包”，臧勤毫不犹豫地停在那个男子面前。

事实上，臧勤的经验是以17年的积累修炼来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学到，而且一辆车前面有几个人同时招手等司机“挑客”的情况也并不多。即使人人都学到“挑客”的绝活，也不要紧。如果真的是所有的司机都像臧勤那样去拉拿脸盆的，那么，想在医疗门口打车，就得先拿个脸盆。当大家都这样做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司机，看到一个拿药瓶的站在医院门口，和一个拿脸盆的一起等车，这时候，你会愿意拉谁？

臧勤的故事告诉我们，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按照市场的供需原则配置资源，在大多数情况下达到的结果是道德中性的。我们完全没有必要用简单的道德逻辑来批评臧勤的生意经。如果真的是触动了道德的底线，自然有办法去规范他，比如说，出租车司机不能拒载，这就保证了短途乘客不会在报了目的地之后被赶下车。

市场经济并不必然教会每个人惟利是图。臧勤也曾看到在路口拦车的老人，他担心别的司机都怕路口停车受罚，于是自己停了下来，而放弃了前面不远处的另两个拦车的白领，结果自己吃了交警的罚单。在市场经济里，在每个人做出选择时，他必须首先是具备基本的道德观念的人，但这并不妨碍他按照自利的原则去行事。

市场经济也没有叫我们失去快乐。臧勤说：

“我常常说我是一个快乐的车夫。有人说，你是因为赚的钱多，所以当然快乐。我对他们说，你们正好错了。是因为我有快乐、积极的心态，所以赚的钱多。”

“要懂得体味工作带给你的美。堵在人民广场的时候，很多司机抱怨，又堵车了！真是倒霉。千万不要这样，用心体会一下这个城市的美，外面有很多漂亮的女孩子经过，非常现代的高楼大厦，虽然买不起，但是却可以用欣赏的眼光去享受。开车去机场，看着两边的绿色，冬天是白色的，多美啊。再看看里程表，100多了，就更美了！每一样工作都有她美丽的地方，我们要懂得从工作中体会这种美丽。”

现代化的经济学：过去与未来

作者：陆铭

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二百余年，走过的是一条“现代化”的道路。这有两层含义：第一，经济学在模拟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过程中，现代化了自己；第二，经济学的发展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学的现代化也伴随着经济的现代化。回首过去，经济学在被科学化的同时，也经历了一元化的历程。而展望未来，当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着“现代化是否就是一元化”的拷问之时，经济学的现代化也面临着同样的拷问。

如果以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为界线将经济学的发展划分为前现代和现代两个时期的话，在经济学的前现代时期，经济学家的思考常常结合了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的智慧。但是，马歇尔之后的经济学家们在经济学的现代化道路上却主要借鉴了物理学，将经济学建立在了从假设到推理再到结论的范式上。而为了这个范式，数学在经济学中取得了非常高的地位，特别是在二战以后的发展中更是如此。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追求形式化的完美成了经济学家在将经济学发展成为一门科学的过程中的不懈追求。

从借鉴物理学的角度理解经济学的现代化过程比较容易，但可能很少有人理解到，经济学的现代化过程实际上伴随着从西方开始的经济现代化进程，更确切地来说，现代经济学直接地为西方式的现代化进程寻找着理论上的合理性。与现代化相对应的“现代性”具有四个特征，即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和个人尊严，这四个特征作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普世的价值”被广为接受，但也被很多人简单地对应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所形成的现代化特征。现代经济学最早产生于18世纪的英国，在19-20世纪的英国和美国得到繁荣和发展，因此，经济学从一开始便建立在了英美的现代化经验之上，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其个人主义的哲学基础，这就决定了经济学的核心在于，证明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可以实现效率和增长，可以实现现代化，而同样基于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和市民社会也同样可以在基于个人主义的市场经济中得到发展，并且使市场经济不断趋于完善。由此，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元化的趋势，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和民主被现代经济学以科学的方式论证为有效的现代化模式。

然而，当人类社会面临着“现代化是否就是一元化”这样一个宏大的问题的时候，经济学也在发生着一些悄悄的变化，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们注意到了人类社会的多样性，特别是每个国家的制度、历史、文化的细节差异。这些差异的比较是否最终支持“唯有西方式的现代化才是人类社会的唯一道路”的命题？这是所有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的人们不应回避的重大问题。如果文明之间除了冲突之外，还有互补，那么不同国家的制度、历史、文化的细节差异可能就包含着丰富的知识，等待着经济学去理解，也等待着不同的文明之间相互地借鉴。

当经济学从马歇尔开始被现代化的时候，他清楚地认识到，“经济学像生物学一样，他所研究的东西，其本性内部结构和外形都是经常变化着的。”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都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正是因为这一特征，使得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不同于物理学。

面对人类文明的未来，让我们努力地像两位大师一样的智慧吧——

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说，“经济学家必须训练他的知觉、想像、推理、同情和谨慎的能力。”

凯恩斯在理论上挑战了由马歇尔开创的新古典经济学，但他在精神上无疑继承了马歇尔的传统，他甚至亲自写作了《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传》，并且这样刻画着像马歇尔这样的经济学家典范，“优秀的经济学家是必须具有综合的天赋的，而这十分难得。他必须在几个不同的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而且还必须身兼多种能力，这些能力又常常不可兼得。在某种程度上，他必须是数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哲学家。他必须懂符号、善于辞令。他必须透过一般了解特殊，并在同一闪念间触知抽象和具体。他必须根据过去、为了未来，研究现在。人类的天性或其社会结构，他都必须心领神会，不容有被漠视的地方。他必须办事果断，处事公平，两种心境缺一不可；他应当象艺术家，超然物外、廉正无私，有时又应该象政治家，体察民情。”

关注城市的居住区分割

作者：陆铭

主要分析工具：静态效率、动态效率、社会互动、一般均衡

随着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和住房市场的商品化，中国的城市出现了日益加剧的居住区分割现象，即城市居民按收入和社会地位的不同居住在不同的地段和社区，其社区的“档次”可以较为明显地区分为富人区和穷人区。这些现象是不是值得关注？是不是需要有相应的政策来缓解居住区的分割现象呢？

居住区分割从本质上来说是消费者的自由选择造成的。首先，从纯心理的角度来说，大多数人都喜欢与高收入阶层居住在一起，因为当你居住在高档社区的时候，你可能就觉得比较有面子。第二，除了纯心理方面的原因以外，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高档的社区周围通常也有着比较好的公共服务，其中特别重要的就是学校和医院，还有安全文明的社区环境。第三方面是社会互动所产生的经济后果。有大量的研究发现，在学校和社区里，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对于人力资本积累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在学校里，如果同学的平均状况比较好，那么孩子之间也会产生良好互动，这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效应。在社区的层面，由于低收入往往是与低教育程度和高失业率相伴生的，所以，如果一个孩子一直居住在低收入者中间，那么，他长大后也更加可能成为低收入者和失业者。这三个方面的心理、经济和社会的原因是居住区分割现象产生的基本原因，其结果就是中国自古以来便一直观察到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住房的商品化和消费者的自由选择还会强化居住区的分割。在计划经济年代，由于住房是单位分配的，因此，居住区的差异主要与单位的经济效益有关。在计划经济年代，不同单位之间的经济效益差异不大，而同一个单位的人又往往居住在一起，相互之间收入差距也不大，再加上没有住房市场，教育、医疗等公共品服务都是由单位统一提供的，消费者几乎没有居住区的自由选择，所以，居住区的分割也不明显。改革开放以后，住房逐渐被商品化了，教育、医疗等公共品服务也不再由单位提供，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也逐渐扩大，于是，消费者就有了更大的自由通过选择居住地来选择邻居和公共品服务。由于所有的人都希望居住在拥有高质量的公共品的地段和社区，人们便通过住房市场来竞争，结果就是拥有高收入、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更丰富的社会资源的人能够出得起更高的价格来居住在好的社区。这时，即便教育和医疗的价格是由政府管制的，只要住房市场是自由的，富人就能够获得居住在更好的社区并优先获得好的公共品服务，这时，好的社区的房价就部分地反映了周围的公共品服务的质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也正因此，有些直接对教育和医疗市场进行管制的政策可能事与愿违。比如说，政府希望通过按地段入学和限制择校来使得优质教育资源的获取更为公平，但实际的结果却是，富人通过买房子去获得好学校的入学权利，其最终的结果是使得一些支付得起高学费（包括择校费），但买不起好房子的家庭反而不能够获得优质教育资源了。

熟悉经济学原理的人都知道，如果一个现象的出现是在消费者的自由选择下产生的，那么，这个结果通常都被认为是有效率的。那么，是不是就不需要对居住区分割这样的消费者自由选择的结果进行干预呢？不是的。需要注意的是，当经济学说“把资源配置给对其评价最高的人最有效率”的时候，通常是指静态效率，或者静态效率的实现对动态效率没有负面影响。但是，在我们谈到类似城市居住区分割这样的现象的时候，静态效率的实现却可能对动态效率的实现有着负面的影响。这种负面影响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两点：第一，对于一些低收入家庭而言，如果他们的孩子的潜质非常好，但却因为家庭收入低未能获取好的教育资源，那么，这对于全社会而言就没有实现人力资本积累的最大化，造成全社会未来经济增长的损失；第二，在居住区分割的状态下，贫困社区的居民之间持续地相互影响，使得这些社区非常可能产生持续的贫困、失业和犯罪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对于全社会来说都具有非常强的负面效应，也很难通过政府政策去治理。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出现的难以根治的“贫民窟”问题就是在居住区不断分割过程中形成的，一旦问题严重到产生大面积的“贫民窟”，整个社会将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

中国正处在市场转型、收入分化和社会分层不断加深的发展阶段，居住区的分割也正在逐渐加强，政府需要在不违背市场规律的条件下，对上述现象保持高度的警觉，并采取适当的政策控制居住区分割的负面影响。第一，适当采取鼓励不同收入的居民混居的政策，例如，在城市动迁的过程中，可对于回迁的低收入居民给予一定的补贴。第二，在对低收入居住区进行拆迁的时候，在动迁房的选址时，要避免过于集中，对于低收入居民可以给予票证补贴，鼓励他们分散居住，以避免未来出现大规模的低收入社区。第三，可以适当地给予低收入家庭以票证补贴，让他们更加有能力获取优质的公共品服务。以教育为例，可以向低收入家庭发放与家庭收入和孩子学习成绩挂钩的教育券，这项政策不仅能够增进公平，也能够有利于低收入家庭的优秀孩子获取高质量的教育资源，这对于全社会有效利用教育资源，增进人力资本积累，促进长期经济增长也是有益的。

外部性、工业集聚与地区差距

作者：陆铭

主要分析工具：正外部性、收益递增

当代中国一个非常引人关注的问题就是收入差距问题，而中国的收入差距当中非常重要的构成就是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和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大量研究表明，中国的地区间收入差距总体上一直在不断扩大，而城乡间收入差距除了在1980年代中期之前有过几年的下降外，在改革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城乡收入差距也在不断地上升。近些年来，虽然国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等一系列战略，同时又将解决“三农”问题作为政府工作的重点，但地区间收入差距和城乡间收入差距并没有呈现出下降趋势。这些现象自然就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外部性和收益递增这两个经济学概念对于我们理解持续扩大的地区间和城乡间收入差距非常重要，也对制定地区和城乡间协调发展的政策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如果一种活动使得其他主体获益（或受损），而这种活动的实施者却没有相应得到补偿（或受到惩罚），那么，正（负）外部性就产生了。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正外部性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企业之间相互产生的正外部性。例如，一家企业的生产活动能够为当地的相关企业培养一支技术劳动力队伍，一家企业的创新活动能够为相关企业提供创新的经验和创新的人才，其创新成果也往往能够被其他企业分享。此外，一家企业在生产所需的公共设施方面所采取的投资也往往能够给当地的其他企业带来获益。于是，一旦有一家企业在一个地方落了户，它就可能在劳动力、技术和公共设施等方面对当地其他企业产生正的外部性，这种正外部性既可以发生在同类企业之间，也可能通过前向后向的联系发生在上下游企业之间。于是，正外部性成了企业集聚在一起，相互产生积极影响的动力来源。

收益递增是经济学里非常有用的概念。要理解收益递增机制并不难，只要想象一个小球在马鞍上滚动就行了，这个小球如果要从马鞍的一头滚动到另一头，就必须沿着马鞍的中轴线滚动，而任何一个偶然性因素的出现都可能使小球的运动偏离中轴线，越滚越快，最后滑到地面。收益递增概念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在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现象，特别是由偶然因素导致的结果。比如说，打字键盘按照现在的QWERTY的顺序排列，并不是因为这样有利于提高打字速度，相反，这是在打字机发明的时候，为了通过降低打字速度来防止机器的针头被卡住而设计的。虽然已经有研究证明，采用其他的排列方式可以提高打字速度，但当全世界使用的键盘都采取QWERTY的排列的时候，任何新的排列法都不会被市场接受。在工业集聚这一问题上，外部性和收益递增是共同发生作用的机制。只要有一个初始的动力使得工业发展的不均衡出现，在工业发展好的地区就将产生很强的企业之间的正外部性，而收益递增机制则会加强这种企业之间的外部性和对新进入企业的吸引力。

在中国，地区间和城乡间的工业发展不均衡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首先，地区间和城乡间在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着非常大的初始条件差异。第二，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实行了优先发展东部和沿海、沿江地区的经济政策，在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中，也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获得得更多。在城乡之间，各地的经济发展都更倾向于优先发展城市。第三，在没有其他外力作用的情况下，地区间和城乡间在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这些方面的差异可能在外部性和收益递增机制下不断地加大。在理论上，即使两个地区的初始条件完全一样，也可能由于一个偶然事件导致了起点差异，从此而获得天差地别的发展绩效，就更不要说中国的地区和城乡间的初始条件原本就非常巨大了。

所以，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来说，地区和城乡间的工业发展不平衡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工业集聚并不一定会持续地转化为越来越大的地区和城乡间收入差距。首先，存在着一些经济机制来使得工业集聚的效应达到极限。比如说，当工业集聚转化为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时候，对某些企业来说，在工业集聚地设厂获得的收益就不足以抵偿由劳动力高工资导致的成本了，这时，企业可能会选址在相对落后地区。其次，工业集聚并不一定会持续地表现为收入差距的扩大。在中国经济整体上处于工业化阶段的时候，工业集聚就非常容易转化为地区和城乡间收入差距，但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从一个国家的整体来看，落后地区和农村的优势就可能不是一味地发展工业，而是为工业发达地区和城市提供优质的农产品和旅游服务，这时，落后地区和农村获得的新的发展机遇就可能抵消一部分工业集聚扩大收入差距的效应。第三，如果工业集聚转化为持续扩大的地区间和城乡间收入差距，这会给一个国家的发展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例如投资环境恶化、社会资源大量用于非生产性的产权保护，等等，这时，中央政府适度地实施地区和城乡间平衡发展的战略，消除歧视性的经济政策将是既有利于公平也有利于效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