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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 反竞争的教育政策是错的 这是2006年8月4日《新华每日电讯》的一则消息：
江西：普通高中严禁重金买学生
由于江西省教育省教育厅连续接到部分学校的电话或书面材料反映，一些普通高中尤其是部分省优秀重点中学跨市、县（区）违规招生，并向家长和学生承诺支付一定“奖学金”、减免学杂费，有的甚至用“重金收购”的方式“买学生”。为此，江西省教育厅下发紧急通知，在坚决制止普通高中违规招生行为的同时，将违规招收的学生劝退回原地入学。
可见，我们的教育部门仍然不明白，促进学校之间的竞争是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另外，他们也不明白，如果禁止这样的“违规行为”，恰恰可能对穷人家的好孩子最为不利。 7月29日 亚洲和南美的当代史值得关注对于中国经济的研究，应该放在比较政治经济体制和世界史的视野里。对于当代中国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些问题，在有关亚洲政府作用和南美民主化进程到军人政府的当代史中可以找到一些回答，至少也是借鉴。我最近在看下面两本书，有收获，推荐给大家：
青木昌彦等（主编），1998，《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较制度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
罗荣渠（主编），1993，《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
大家如果读类似的书，有什么收获，或者有什么好书请交流一下。
7月27日 举重若轻的通俗
7月10日 邹至庄谈“中国模式”邹至庄谈“中国模式”
2006年7月8日，《解放日报》
基于深入的调查、实证的研究和深刻的洞察力，邹至庄总结了中国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原因，并对前景作出了乐观预测。他在《中国经济转型》一书中写到，鉴于中国领导人和政府官员的胜任能力与实用主义态度、运用试验方法，以及中国人民的支持，在中国，向着市场经济的改革根本不可能失败，除非市场经济体制比计划经济运行得更差劲（对此没有一个经济学家会相信）。因为现存的经济体制和中国人力资本的高质量结合，足以导致将来的迅速增长。中国国有企业和银行系统的体制弱点，也并非严重到会影响推动将来经济增长的积极力量。邹至庄指出，国外观察家对中国的悲观预测，其判断失误是因为理论基础，以及对中国历史文化不了解。美国书评认为，他的著作提供了对一个在世界上具有战略地位地区的权威性解释。 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对经济学研究有什么独特的价值？这是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关心的问题。邹至庄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归纳了六个经济学命题：其一，私人所有制并不一定产生管理效率；其二，市场刺激手段对于经济迅速发展并不充分，市场体制和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是经济迅速发展的必要和充分条件；其三，政府的形式与经济发展速度无关，如果存在前面所说的充分和必要条件，只要有充分的政治稳定，经济均可能迅速发展；其四，不同的经济体制均可以为市场经济服务，对各种法律制度和所有制安排的研究，为习惯于观察西方法律制度下私人企业运作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挑战；其五，政治上的可行性是经济转型中的一种重要因素；其六，中央计划下的官僚主义经济体制难以消除。 7月9日 “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工作室”长大了
中国的FDI前两天，来自比利时的Veerle在复旦报告她的文章，她发现，外资总体上对中国的TFP没有显著影响，也就是说技术的外溢性不显著，但来自港澳台的“外资”却有显著的外溢性。
张晏又提到，前两天CES的会上，杜巨澜的研究发现，在中国，更腐败的地方更多吸引韩国投资，关系更重要的地方吸引华人资本，法制健全的地方吸引美国资本。我是转述张晏的话，如果不准确，请张晏纠正。
类似这些信息，非常有趣，大家可以多多交流。即使FDI这样的事，也显现出与政治和社会有关的方面。 反思教育产业化的反思和蒋仕卿合作的《反思教育产业化的反思----有效利用教育资源的理论与政策》完成了，请批评。
反思教育产业化的反思 ──有效利用教育资源的理论与政策
陆铭 蒋仕卿
摘要 稀缺的教育资源应得到有效利用，而教育财政的分权、学校间的竞争和合理的价格机制能够提高基础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和组织效率。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教育券、奖学金和财政转移等机制向低收入人群和地区提供补贴，不仅有利于公平，也有利于效率。但过度地、不科学地追求公平，却可能损害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甚至与追求公平的初衷相违背。本文对如何有效利用教育资源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对中国基础教育产业化的反思进行了反思。 关键词：基础教育、教育产业化、同群效应、效率、公平 7月6日 张爽的短信张爽去参加留美经济学会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开的有关贫困的会。下午发短信给我，说很多与会的教授们都夸我们合作的文章好，还有人自愿地推荐她去美国读博士。这我当然高兴。大概这已经至少是她第二次因为自己的研究而被国外的教授看中，说要推荐她去读博士了。
前两天看到张爽在BLOG上写的话，了解到她经历过的思想历程。我想，现在她不会再担心自己不够好，也不会再担心自己做的不是主流。在国内的研究氛围里，很多学生都还在盯着教科书，一开始接触到一些研究性的主题时，都会担心是不是太窄太小了，因为没有用到教科书上的“标准”理论。大概张爽也曾经有过类似的想法，现在她已经知道，她研究的题目都是美国最顶尖的学校里的人在研究的东西，其中也包括了哈佛大学经济系的现主任A. Alesina。但愿张爽所经历的能够给其他的学生以启示。 7月2日 最近的动向刚刚从北大参加完NBER-CCER的年会回来，看到有朋友留言说我的BLOG更新得慢，才意识到，一个月快要过去了。我时常对这种时间的飞逝产生恐惧感，但时间就是在飞逝。也好，有人提醒一下，自己也好做点总结。
最近一直在修改几篇文章和参加会。尤其是刚参加的NBER-CCER的会收获大。我一直提醒周围的人，特别是学生们，要重视SEMINAR，重视会议，兼听则明。不知道听进去的人有多少。最近，我特别为张爽、田士超和杨真真这三个二年级（即将三年级）的学生感到高兴。张爽和我一起做的两篇文章得到了很多国内外同行的肯定和鼓励，她也因此而进入好几个会议的发言名单，其中包括过几天的留美经济学会在陕西举办的一个有关贫困的会。真地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从张爽身上学到如何踏实地做研究，特别是如何想问题。田士超最近做上海的收入差距的分解，结果正在一点点浮出水面。杨真真在继续修改我们有关策略性分工的文章，然后又加入了我们有关企业转制和腐败的研究，企业调查的数据也来了，她有得忙了。他们几个的特点是，认真，努力，务实，谦逊，而这些品质是我尤其看重的。有他们这几个学生，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在北京的时候，和张晏走访了国资委。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之前有关企业转制的思考是对的。特别是，我们曾经从理论上认为，由于转制的方式是内生地被选择的，因此，拍卖就不能够有效地杜绝国有资产流失，这在我们的调研中被进一步证实。今天，看到韦森老师的随笔里也在强调调研的重要性，这里，也顺便附和一下。关于企业的转制，我们的研究团队会陆续地产生一些成果，现在先不说了。
最近，我还在推动一项研究工作，就是团结国内青年一代的研究中国经济的经济学家，共同从政治和社会的结构的视角来看经济政策的形成、演变和影响，以此加深我们对于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的微观经济学的研究。这个计划得到了复旦的青年经济学家们以及北大的刘明兴、浙大的潘士远和中山大学的徐现祥的大力支持。我们正在一点点地推进。
其他先不多说了。我和陈钊的一本有关中国区域经济和市场整合的书的清样来了，我必须做校对了。有空再向大家报告近况。最近，我很久没有再写短文，不过，适当的时候，一定会再写的。
6月4日 千万不要使教育的均等盲目而过度我从去年和丁维莉合作了有关教育的研究以来，一直反对盲目而过度的教育均等化。最近，在经济系里做相关的报告，大家的讨论非常激烈。然后，小蒋同学在争取相关的研究资助时，听到了很多反对的意见。然后是，我在给政府的人讲课的时候，在讲完教育市场的一般均衡理论和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反思后，仍然有学员坚持教育应该均等化。我说，我反对的是教育的过度均等化，而适度的和合理的均等化却是可以效率和公平兼顾的。你不妨问自己，如果一个地方因为教育过度均等化，导致优质教育资源分散，教育质量下降，而边上有个城市却有好学校，你会怎么办？这会给你原来在的城市产生什么影响？......这些问题，我在我的一系列讨论教育的文章里都有相应的回答。需要提醒读者的是，对于经济学问题的思考，一定要了解普通人是怎么想的。对于上面设问的“教育质量下降”的问题，也许你会说，我们可以要求政府将教育办好，加强监管。你不要到此为止，你还要问，政府就算这样做了，学校拿了政府的钱，会怎么样？政府这样去做，没有代价吗？经济学要告诉大家的就是，任何对于理想目标的追求都是有代价的，如果无视这种代价，就可能得不偿失。
下面是给小蒋的BLOG的留言，也贴在这里。
“看到你的BLOG了。我想，做一个好的学者，要有两点品质。其一，对于任何的批评都能保持冷静，其中，有些可能初听起来荒唐，但可能是对的。在那些不喜欢教育的一般均衡的理论的声音中，如果表明人们在教育的问题上的“偏好”就是在意平等的，那么，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就可能要做重大的修改。其二，一个学者要敢于坚持自己的理论，反对你的人越多，说明你的理论如果正确，你就可能给人类带来的福利增进越多。当然，你可能是错的，因为科学是发展的。但是，在你可能的错误被可信的研究证明之前，你只能相信你自己认为对的。
在教育这件事上，我可以想到的我们所相信的理论的错误的可能性就是，人的偏好本身就在意教育的公平。虽然没有可信的实证，但我的观察是，人（大多数）只会在意自己的孩子是不是受到好的教育，而不会愿意为了平等而让自己的孩子与更差的孩子一起学习。如果不相信，大家可以问问自己是不是愿意。” 6月1日 案例研究的重要性 由于实证通常被理解为计量，人们对案例研究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事实上案例研究虽然比不上计量研究有大样本的支持，但却更能清楚地了解变量之间产生联系的机制，特别是对一些在计量中难以被度量的因素，案例研究具有优势。
最近，复旦大学我们的团队在研究“企业转制与腐败”，我们试图从企业初始的权力结构的形成及其效率特征入手，进而研究其如何内生地决定了企业转制的方式，再决定相关各方（企业管理者、政府官员、企业员工）的利益分配。如果读者有相关的评论、线索，请提供。
最近还看到朋友提供的有关不平等引起政府被俘获的理论研究。这也是一个非常适合作为案例研究的课题。进一步地，我们还可以看看地方政府如何被俘获，然后投资于对富人有利，而不利于环境保护的产业。如果读者有相关的评论、线索，也请提供。 5月14日 林毅夫谈经济学和数学模型在《解放日报》2006年5月12日一期上有一篇林教授的专访。其中谈到经济学和数学模型，与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大家有兴趣不妨将这个专访找来看看，相信一定对做研究有启发。 “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必须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有深刻的了解。因为经济现象总是发生在活生生的现实中，由于发展阶段、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不同，在西方必须保留在理论模型中的变量，在中国不见得重要；在西方可以舍掉的变量，在中国不见得就不重要。一个变量到底重要不重要，不能从数学模型的推导中得到，只能从个人对社会的了解中得来。如果人文素养不足，就很难掌握住这个时代给予我们的机遇。” 5月12日 十字路口的中国──基于经济学文献的分析自去年以来，复旦大学的几位年轻学者，包括我、陈钊、王永钦、张晏和章元，组织了一个“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工作室”。我们的工作室在既有的文献和我们自己的研究基础上开展了一系列的讨论，形成了一系列的讨论稿（参见陆铭的主页http://luming.essrc.org/Article/ShowClass.asp?ClassID=23），旨在向社会公众传播来自于经济学的对于当代中国问题的思考。后来，我们觉得仅仅是讨论和记录还是不够的，于是，我们便共同完成了一篇文献的评论。我们将其命名为“十字路口的中国：来自经济学文献的分析”，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对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些当代中国社会和经济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分析，并试图将其放在一个可操作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之内。今天，我们这篇文章正式定稿了，我们希望能够得到来自于您的评论，帮助我们修改完善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有些长，希望它不会让您觉得索然无味，希望我们在每一小节的开始引用的一些诗句，可以为经济学增添一点灵性。请原谅我们在文章中可能存在的无知和漏洞。如果您有任何的批评，请告诉我。
谢谢！
本文为草稿，未经许可，请勿转载引用。
十字路口的中国 ──基于经济学文献的分析
用科学的方法思考中国的现实与未来是社会科学家共同的使命，而理解政治和社会结构是现代经济学和中国现实之间的桥梁。
王永钦 张晏 章元 陈钊 陆铭*
摘 要 本文基于现有的经济学文献分析了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迄今为止，中国的经济改革基本上延续了改革之前的城乡分割、经济分权和关系型社会几个特征，这些政治和社会的结构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对积累资本、促进激励和履行合约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改革的代价，并集中表现为收入差距的扩大。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不利于经济增长、削减贫困和提高社会流动性，这使得当代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和谐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当改革的代价日益积累至其临界点时，中国需要通过渐进式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调整来应对自己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如果这些调整能够维持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和谐发展，那么中国将可能形成一种独特而成功的“大国发展模式”。
关键词 城乡分割 经济分权 关系型社会 经济增长 社会和谐
JEL分类号 P21，P26，O10 * 在本文作者中，王永钦、张晏、章元、陈钊均工作于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陆铭工作于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和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同时兼职于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本文的通讯作者为陆铭，电话：021-65642064；E-mail: minglu73@263.net。 本文是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工作室系列研究成果之一，也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985创新基地研究成果之一。本文曾经在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报告过。作者感谢来自以下学者的评论：韦森、张军、胡晓鹏、王振、王红霞。此外，王永钦感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 (批准号05CJL014)的研究资助，张晏感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批准号：05JC790090)的研究资助，陈钊感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批准号：05JJD790004)的研究资助，陆铭感谢来自教育部的对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作者的研究资助和上海市教委“曙光学者”项目资助。
下载地址:http://luming.essrc.org/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207 5月6日 读书偶得近日读的书里，有两本特别有收获。
一是《顾城文选》。顾城谈诗时说，“技巧是重要的，但它永远不是主要的”。“你以为自己写得很美了，联想很奇特了，很聪明了，你反而就看不见诗了。我明白了这一点，我从痛苦中解脱了出来。”“在语言停止的地方，诗前进了；在生命停止的地方，灵魂前进了；在玫瑰停止的地方，芬芳前进了。”一次与陈钊谈到这些，他引申了一句，“在技术停止的地方，经济学前进了”。我觉得妙得很。
另一本是《国史新论》，钱穆写的。这书对于至今仍然流行的一些对于中国历史的看法有深入浅出的反思，特别指出有关中国专制、不民主、无社会这些观点都需要审慎地看待。作者举重若轻，果然大家。书的最后几篇，评述中国历史人物和名将，也非常有启示。尤其是将人品操守至于功业之上的历史人物评价，看中国武将同时亦为文豪的历史，让人了解什么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在书本之外的世界之大，我辈万不可以自己所学“一叶障目”，由此可见。 教育均等化要小心而适度最近铜陵市的教育均等化的经验引起了人的关注，新闻里说教育部要推广铜陵的经验。这件事非常值得讨论。它可能直接有两个后果。一是，在拉平所有学校的质量的同时，好学校必然是变得更差了，于是，这不利于教育质量的整体提高，因为，教育质量与peer effects关系非常大。二是，在缺少好学校的情况下，可能对吸引人才和投资不利，这对经济增长也有负面影响。因此，虽然在边际上均等化是可以的，但如果过度地均等化，则可能得不偿失。 对于以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主页上我几篇有关教育的文章。 http://luming.essrc.org/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37 http://luming.essrc.org/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94 有没有读者有办法收集到安徽省各城市历年高考的平均成绩，或者高考录取比例之类的数据？如果有，请告诉我。先谢了。 4月21日 子虚乌有的“中国威胁论”子虚乌有的“中国威胁论”
作者：陆铭
主要分析工具：比较优势原理、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中国在沉寂了一个多世纪后，她的崛起震惊了世界。当这样一个曾经贫穷落后的国家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最大的国际投资目的地，和进出口总额最多的国家之一的时候，一轮又一轮的“中国威胁论”却困扰了人们。中国的繁荣富强给世界带来的是什么？难道是威胁？ 1978年，当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她是在完全贫穷落后的状态之下打开国门的。中国的经验恰恰说明，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来自于全球范围的竞争，迎来的不会是灾难。相反，世界上几乎所有惧怕开放，以为可以通过闭关锁国来发展自己的国家，无一例外地以失败收场。 开放和国际贸易给世界各国带来的积极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国际贸易使得世界各国可以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生产自己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而国际贸易的结果是使得全世界的总产出得以增进。第二，一个国家之所以进行国际贸易，总是因为同类商品可以从国际上进口到更便宜的，并且可以把本国更便宜的商品输出到其他国家去，因此，国际贸易可以有利于各国控制物价的上涨，给普通的国民带来实惠。在美国，如果一个人拒绝购买中国制造的商品，他的生活费用将成倍的上涨。从宏观上来说，恰恰是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开展贸易，使得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在多年来一直处于低位。第三，当一个国家面临国际竞争的时候，它实际上获得了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以用这把剑削减它没有国际竞争力的生产部门。当然，这在短期内可能带来一定量的失业，但是，另一方面，这也恰恰是一个国家不断提升其劳动生产率的机会，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是一国经济增长的永久动力。美国恰恰是因为不断地在放弃它的传统产业，才可能在当今世界占领高科技产业的先机。第四，只有通过国际贸易使自己的贸易伙伴变得更为富有，才能使自己的产品也获得更多的需求，扩大自己的产出与就业。中国通过国际贸易发展了自己，同时，她也进口了来自于世界各国的商品，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世界各国去旅游，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国外去接受教育，这对世界各国意味着更多的机遇。 不能不钦佩中国领导人在坚持开放中表现的决心，这对曾经的弱国来说尤为不易。与中国相比，很多在宣扬“中国威胁论”的国家比中国拥有更强的综合国力，以及在世界贸易中更多的份额。当中国以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的时候，她表现出的是坚强的决心和气魄。对那些比中国更为落后的国家来说，中国的经验意味着胆识和自信，而对那些比中国更为强大的国家来说，中国的经验则是谦逊和务实。一个国家对于世界的影响与其经济的实力正相关，如果经济实力的增长就会给其他国家带来威胁，那么，威胁世界的绝对不会是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大国，富裕起来的中国给世界各国送去的将不是威胁，而是机遇。 4月18日 中国古代政治的权力制衡中国古代政治的权力制衡
作者：陆铭
主要分析工具：政治经济学
没有一个政府天然地就是追求社会公众的利益的，重要的是对政府的权力进行制约与平衡。如果离开了权力的制衡，那么权力的滥用和腐败就是必然的结果。在西方社会，权力制衡主要通过政党之间的竞争和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来实现。在中国的古代，虽然没有政党竞争和三权分立，但也有一些权力制衡的机制，今天看来仍然十分有趣。 在封建社会里，政治采取的是一个专制和集权的结构，其中最主要的集权就是皇权。那么在皇权下又怎么能保证决策的正确性呢？研究政治史的学者把中国历史上对皇权的制约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言谏，文官对一些重大政策的讨论采取言谏的方式，比如魏征当年对唐太宗就是一个谏官，这种谏官实际上是对皇权的制约和平衡。第二个就是以宰相为首的文官系统是重要的对皇权的制约，中国在汉代就形成了相权对皇权的制约，但可惜的是，后来相权被皇帝削弱，到明朝时完全取消了宰相的官职。第三个就是庭议，如果我们说言谏是个人行为的话，庭议更像是一个集体行为。凡是重大的决策，在中国古代是要在上朝时经过大家讨论的，实际上就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第四个就是伦理和文化。我们的儒家文化实际上对于皇帝要做一个好皇帝始终是构成一个很强的制约的，皇帝必须是贯彻儒家伦理的表率，不能有丝毫的差错。最后就是法律，法律实际上对于皇帝也是有一定制约的，皇帝是不可以随便地滥用皇权的。 我们刚才讲的都是对皇权的制约。那么皇权以下还有一个行政系统，这个行政系统又是怎么样达到权力的制约和平衡的呢？第一个制度是文武相制，文官系统和武官系统在功能上是相对独立的，但是它们又有相互的制约。很多时候宰相是拥有对军权的制约的，比如说出兵，不是说大将就可以直接指挥军队了。第二个制度是“政出多门”，就是同样一个职能，好几个部门都对这个事情有一定的发言权和行政权力。 “政出多门”和多头管理从一个方面来讲是低效率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也是对权力的一种制衡，它避免了任何一个部门对权力的滥用。第三又要讲到儒家的伦理和道德。中国古话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种从科举制度开始对文官灌输的正统的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的政治理念中是一脉相承的，对今天的中国社会仍然有影响。 尽管有着以上的一些权力制衡机制，但中国古代社会最终却仍然没有形成对于政府权力的有效控制，每一次的王朝更迭也或多或少地与政府的腐败有关。“君主制像一艘造型优美的小船，它航行顺利，直到某个昏庸的船长使之触礁为止；而民主制则像一个木筏，它永不沉没，但糟糕的是，你的脚总是湿的。”[①]
4月3日 为什么控制收入差距？——现代的观点
为什么控制收入差距？——现代的观点
作者：陆铭
主要分析工具：收入差距、收入差距的影响
中国的经济改革带来了收入差距的扩大，而收入差距的问题实际上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为什么要关注收入差距呢？许多人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是就公平而谈公平，但是对于什么是公平、什么是公正，不同的人给出的答案却是不一样的，而且大家用的语言和概念都不一样，引起了很多争论。这样就在政策上很难使整个社会达到一致的同意。那么，有没有可能为控制收入差距的政策寻找到可以比较容易获得一致同意的理论基础呢？ 从经济学角度来讲，收入分配不均可能产生三个后果，如果这三个后果是的确存在的，就使得缩小收入差距这样的政策比较容易获得社会一致的同意。第一个后果是，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带来贫困的增加，贫困的增加就意味着社会上有更多的人不能满足最低的生活需要。第二个问题是社会流动性低，如果一个社会的收入差距很大，同时，社会上有很多的人（特别是穷人）没有获得更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的机会和希望，那对这个社会来讲是非常危险的。第三方面的问题就是收入差距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这些是大家比较公认的应该采取控制收入差距的政策的原因。我们不妨来看一下中国在上述三个方面的情况如何。 首先来看农村贫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降低农村贫困人口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绩，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1978年的农村贫困人口为2.5亿，而到了21世纪初，则只剩下3000万左右。但是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下降的趋势并不十分稳定，2003年还出现了贫困人口反弹的局面。研究发现，农村贫困率的下降主要是经济的快速增长导致的。如果中国片面地追求增长，而不关注收入差距，特别是不采取措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就可能影响到农村贫困的治理。 与农村贫困问题所不同的是，在1980年代，城市贫困问题并没有引起政府的太多注意，因为那时只有很少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进入1990年代，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深化造成了城市贫困。同时，处在城市边缘的流动人口的贫困率更高，他们得不到城市政府的关注，包括社会保障和救助，还有同等的医疗和教育，基本的生存更难保障。 其次，我们再来看社会（收入）流动性。研究发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流动性比美国、西德和比利时等国都高，这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中国与美国一样并没有因为收入差距而出现严重的社会危机。但是，也有研究发现，中国的收入流动性正在呈现下降趋势。在市场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如果收入差距持续扩大，高收入者利用自己的收入投资于权力，再借助于权力获取更高的收入，那么，收入的流动性就可能进一步下降。这提醒我们，目前中国的高收入流动性也许并不值得我们乐观。 最后，我们来看经济增长受到的影响。自1990年代以来，有大量的经济学文献研究了收入差距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学家们怀疑，在南美洲观察到的高收入差距和低经济增长，以及在东亚观察到的低收入差距和高经济增长都显示出了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经济学家们认为，收入差距扩大可能通过四个机制来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第一，由于存在信贷市场的不完善性，收入差距的扩大将使得更多的穷人在市场上借不到钱，降低其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第二，在民主社会中，更大的收入差距会使得更多的人支持增加税收来促进再分配，而更高的税收则对投资和经济增长不利。第三，收入差距的升高会引起社会和政治的动荡，恶化社会投资环境，并且使更多的资源用于保护产权，从而降低具有生产性的物质资本积累。第四，由于低收入家庭的生育率更高而人力资本投资更少，当收入差距扩大时，会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比例，从而降低全社会的受教育程度和经济增长。在实证研究中，大多数的研究（包括我们对于中国的研究）都发现，收入差距对于经济增长有负面的影响。 经济学家们还在不断地研究收入差距的其他影响，研究发现，收入差距扩大还不利于提高健康水平、不利于形成增进信任的社会资本。现代市场经济不可能是没有收入差距的，但如果持续扩大的收入差距不利于社会和谐和经济发展，那么，控制收入差距就应该被政府作为施政的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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